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之際，惠譽終于調降日本主權評級至A+，這也是2011年惠譽將日本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為“負面”的再次行動。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警告稱，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可能引發日本政府債券收益率“突然飆漲”，這可能會“迅速”令債務不可持續，并撼動全球經濟。217%、232%、277%，這是日本在2009年、2012年以及2016年，其公共債務相對于其名義GDP的占比，日本正在債務重壓下逐漸下沉。橫向比較看，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都處于發達經濟體的最差水平，這也是惠譽將降級的矛頭直指日本的直接原因。

　　日本財務省和日本銀行資金循環統計表明，截至去年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共計919.1511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GDP的兩倍。以人口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721.6萬日元。

　　更為嚴峻的是，日本在依賴發債的赤字財政中越陷越深，在過去20多年里，日本國債平均每年以40萬億日元的速度增長。財政支出進一步擴大，但稅收缺口卻越來越大。在2011財年(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預算案中，日本政府確定財政預算為92.4萬億日元，成為迄今為止日本最高的國家預算。外界預計，日本在該財年的財政稅收約為40.9萬億日元，比2010財年增加約3.5萬億日元；但與此同時，新發國債規模達44.3萬億日元，繼2010財年之后，再次超過稅收水平。日本長期靠“新債補舊債”，不僅讓債務越滾越大，也讓國債總額和國債依存度屢創新高。

　　不過，日本面對如此龐大的債務壓力，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緩沖。一是日本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和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日本已連續第21年位居世界第一大債權國，日本政府、企業和個人擁有的對外資產達583萬億日元。與此同時，日本為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日本財務省5月9日公布的4月底外匯儲備余額為12895.42億美元，環比增加8.39億美元，近3個月來首次增加，龐大的外匯儲備也可以形成債務緩沖。

　　二是債務結構的特殊性。日本主權債務具有內部消化的特點，日本國內剩余資金規模龐大，國債的93%都是國內金融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有的，日本擁有近12萬億美元的國民儲蓄和1400多萬億日元個人金融資產，債務融資能力較強。

　　三是相對其他高債務風險國家，日本債務負擔較輕。日本央行通過購買日本國債的“量化寬松”政策為日本政府債務融資，推行赤字財政需要長期維持低利率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國債收益率低使債務負擔較低。

　　盡管短期內，日本尚有“喘息”機會，但內外緊張形勢可能使日本債務狀況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并不排除債務惡化加速到來的可能性。根據日本內閣府發表的“中長期經濟財政測算”報告，如果不進行稅制改革，實施財政調整計劃，到2020財年，日本國家和地方的基礎財政收支將出現23.2萬億日元赤字，國家和地方的債務總額將增加到1238萬億日元。

　　從債務可持續性的角度看，盡管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很低，但是在越來越大的基數和復利影響下，2008年度日本政府國債還本付息為9.3萬億日元。2011年國債還本付息支出達到了21.5萬億日元，日本政府債務負擔越來越重。此外，歐債危機和日元升值使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更加疲弱，個人資產增長乏力，日本國民儲蓄率已從1998年的10.5%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IMF預計，幾年之內日本儲蓄率由正轉負的趨勢不可避免，資本與負債的缺口會越來越大，該國靠國民儲蓄支撐債務模式難以為繼。

　　而更重要的是，現在歐債危機風聲鶴唳，一個債務占GDP高達兩倍的國家發行的國債必定不被視為安全資產。脆弱的市場對日本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可能會導致日本國債風險溢價突然飆升。一旦因為降級而導致日本國債收益率激增，則資本損失可能將促使市場參與者將對外頭寸快速去杠桿化，從而引發新一輪資本回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