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壓力再起 美歐過河拆橋原因有三

　　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的率先復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自2010年初便迫不及待地“重操舊業”，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為人民幣升值大肆“營造”輿論壓力。美國更于日前表示今年會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采取更嚴厲態度，并以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進行威脅。

　　為化解壓力、減弱預期，中國官方已對所謂“人民幣低估將妨礙全球經濟實現再平衡”的荒謬言辭多次予以嚴正反駁，一再強調人民幣將保持基本穩定與合理均衡的根本原則。但可以預計的是，在下月將舉行的中國全國“兩會”期間甚至貫穿2010年，人民幣話題之熱度將難以輕易消褪。

　　面對外部不利環境，中國決策者當以戰略眼光權衡人民幣升值利弊，確立因應之道，繼而慮善以動，破解難局。

　　眾所周知，綜合國力與生產效率是決定一國匯率強弱的根本因素，人民幣匯率伴隨中國經濟的不斷成長而逐步上升乃大勢所趨，若順勢而為，則將不僅有助緩解中國進出口不平衡，有益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將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對此抱有清醒認識的中國政府，于2005年7月啟動了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由此實現雙向浮動，彈性得以增強，與世界主要貨幣聯動明顯。至2009年末，人民幣已對美元和歐元分別累計升值超過20%和2%。

　　美國的貨幣，世界的問題。必須強調的是，作為匯率真正操縱者的美國，正是其不負責任濫發貨幣與放縱金融監管，方才引發了此次百年罕遇的全球危機。外部需求的驟降和美元指數的大幅波動打亂了中國匯改與外貿結構調整的既定節奏，出于保持經濟與出口穩定的迫切需求，中國從2008年7月起被迫重新盯住美元。

　　事實勝于雄辯。人民幣在應對危機過程中保持穩定，帶動了對外貿易的逐漸向好，中國經濟的“V”型復蘇，更對全球經濟，尤其是亞洲國家與俄羅斯、澳大利亞等資源輸出國脫離泥沼發揮出驚人成效。統計顯示，在2009年這個自“二戰”以來，世界經濟首次負增長的特殊年度，中國經濟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0%。

　　雖然目前各界普遍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形勢將優于去年，但從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意愿來看，全球復蘇基礎仍然脆弱。與此同時，還存在美元與大宗商品波動加劇、國際金融領域風險尚未完全消除等較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陰霾未去，過河拆橋。美歐此時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為由向人民幣問責意欲何為？簡而言之，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出于尋找“替罪羊”的國內政治需要；其二是以人民幣為籌碼打壓中國，并提出諸如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等索求；其三是中國一旦屈服于壓力，即可通過預先設置的熱錢布局，坐享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財富轉移。

　　事實上，美歐自己很清楚經濟全球化的不可逆現實，歷史經驗也一再證明匯率手段無法解決國際收支平衡，所謂的“再工業化”僅是一個傳說，人民幣即便大幅升值也無法降低發達國家對來自發展中國家低成本商品的依賴程度。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美國等西方經濟體不僅要繼續修復其金融體系的危機后遺癥，還要力圖在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領域完成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否則將無法真正擺脫衰退。

　　就中國形勢而言，主要憑借投資刺激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在外需疲弱并難以于短期重振與外貿結構尚未調整到位的條件下，必須堅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并保持出口政策的延續性。人民幣若貿然大幅升值，對于關乎上億人就業的進出口行業無異于雪上加霜，并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消費需求，進而危及經濟全局甚至社會穩定。

　　為降低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除須頂住外界壓力不斷釋放匯率維穩信息，還要著力抑制國內資產價格過度上漲，增加商品進口，同時加強對熱錢出入監管。在加息決策上亟需謹慎，力爭主要通過央行票據、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對流動性進行管理，即便升息，也不應先于美歐施行。

　　對于因人民幣博弈特別是中美較量可能引發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甚至爆發貿易戰的局面，中國當早做謀劃、主動出招，通過外交、貿促、文宣、援助等手段對施壓陣營予以分化，特別要避免美歐挑撥發展中國家進行集體發難的情況發生。

　　無論從中國匯改方向和人民幣業已邁向國際儲備貨幣道路的長期戰略角度來看，未來人民幣勢必根據國內改革進度與承受能力以及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尋求合適時機放棄危機時期盯住美元的權宜之計。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盡管重啟改革的人民幣很可能呈現緩慢漸進的升值態勢，但不能排除中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在特殊節點做出非常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