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少，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中國遇到了“未富先老”新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原有優勢消失了，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源泉。這源泉主要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力的流動構成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建議改革戶籍制度，使農民變成市民，改變勞動供給。
《經濟參考報》：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能保持連續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功不可沒。但是，近年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小，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您在多個場合談到中國遇到了“未富先老”新問題。那么，“未富先老”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哪些影響？
蔡昉“未富先老”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尚低的情況下，就迎來了較高的老齡化程度，以致形成經濟增長減速、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和資金不足等挑戰。一般而言，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伴隨高速經濟增長，會共同導致普通勞動力的短缺從而導致工資上漲，也就是常說的“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就必然會相對弱化，這意味著產業結構要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升級。就中國的國情來說，人均收入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發展階段，物質資本積累上尚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勞動力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仍有著巨大差距，因而無論是在資本還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上，中國都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也就意味著“未富先老”的中國失去人口紅利之后，經濟發展可能逐漸失去原有的比較優勢，在短期內卻不能獲得新的比較優勢，從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從這個角度講“未富先老”是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時期所面對的特殊挑戰。最大的挑戰就是人口的機會之窗過早關閉的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無法提高，經濟的強勁增長難以保持。
《經濟參考報》：那么，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蔡昉：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資本加上勞動力投入。但是如果我們喪失了人口紅利，這些條件都不再具備，我們就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源泉。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從哪來？來自于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表現是不錯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還是得益于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的流動，實際上是構成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僅僅是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對1978年至1998年期間G D P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就達到21%。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從而轉移速度的減慢，勞動力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淡化。今后要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應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保證穩定的勞動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實際上它是一石三鳥，立竿見影。
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變成市民，這部分人就變成了穩定的勞動力，直接改變了勞動供給。其次，戶籍制度改革讓政府在制度上激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提高人口轉移的力度。再次，農民工變成市民后，享受各種社會保障，解除了后顧之憂，能夠像市民一樣消費、生活，這可以改善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可持續。
目前經濟保持高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是資本的投入，其實全要素生產率對這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下降的。所以，今后，要想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下工夫。深化體制改革，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加強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提高技術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改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手段。
《經濟參考報》：“未富先老”使我國經濟賴以保持高速發展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您認為怎么做可以減輕這種沖擊，并為重建新的比較優勢做好基礎鋪墊？
蔡昉：目前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具體來說：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于比較優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于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于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只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內需與目前的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產業結構調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過于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勢真空的狀態。內需擴大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
二是實現產業的區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勢保持長期可持續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
三是充分認識中等收入階段的資源稟賦特征，避免全面的技術趕超�？萍及l展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固然應該在那些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小的前沿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的趕超，特別是要利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總量龐大的市場潛力，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資源稟賦特征，充分利用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過適用性技術創新以及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繼續獲得后發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