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拒作證”并非顛覆“大義滅親”

　　歷經15年，刑事訴訟法終于迎來了它的第二次大修，此次刑訴法修改的框架和內容在許多方面都有較大的突破。（8月22日《京華時報》）

　　新聞的標題就是“刑案擬摒棄大義滅親”，這是說，刑事訴訟法今后不再提倡“大義滅親”了。那么，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究竟怎樣說的？具體的文字表述是“近親屬可拒作證”：擬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但近親屬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于是新聞說，如果此條得以通過，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力提倡的“大義滅親”司法政策將被顛覆。

　　去年，最高法規定親友“大義滅親”嫌疑人可輕判時，就引起媒體的一片反對之聲。我以為，親友的“大義滅親”換來犯罪嫌疑人的輕判，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意思，應該把功與過的主體區分開來。但是，肯定“大義滅親”的大原則應該沒有錯。但是，許多號稱專家、學者的先生卻撰文說，應該否定“大義滅親”。他們的論述是從中國古代開始，引用孔子的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證，說明人情應該高于王法，反對“大義滅親”才是人性，才是正宗的傳統。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大義滅親”故事的來歷，就是說春秋時衛國大夫石碏為了幫助剛即位的衛桓公，設計除掉了莊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為非作歹的兒子石厚的故事。史家對于石碏的“大義滅親”，卻是持贊揚態度的。文章最后說，“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從春秋之后的幾千年，歷史上好像并沒有否定石碏的議論。這就是說，贊揚“大義滅親”也是我們的文化傳統。

　　那么，現在將要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摒棄了“大義滅親”嗎？我看沒有。只是說“近親屬可拒作證”。所謂“可拒作證”，自然也“可以作證”，并沒有禁止、否定的意思。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要近親屬證明自己的親人有罪，可能會犧牲家庭人倫關系，讓他們作出這樣的決策實在勉為其難。所以對他們拒絕作證采取允許、寬容的態度。這就是說，他們拒絕作證是不會被追究責任的。但是，反過來，法律并不禁止他們作證，如果他們覺得實現正義比維持親情更重要，或者覺得把犯罪的親人扭送公安機關投案，不僅不是“大義滅親”，而且是“大義救親”，那么我們不僅允許這樣的做法，更應該贊揚、獎掖這樣的行為。

　　所以，對法律的解讀不能走向極端，“真理越過一小步就是謬誤”。我們允許公民不“大義滅親”，是給公民一個正義與親情之間的選擇權，并不意味著否定“大義滅親”；我們規定“近親屬可拒作證”，也不等于反對、禁止近親屬作證；如果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依然應該得到贊揚———允許一部分人做不到，但“大義滅親”的“大仁義”是不能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