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的報道稱，IMF 成員國正在對美國政府“失去耐心”。法新社則報道說，華盛頓否決改革的行為，正損害IMF的可信度。

　　美國國會在IMF份額改革的“拖延”已經引發包括盟友在內的眾怒。正在舉行的2015年IMF和世行秋季年會，IMF份額改革問題在一開始就成為焦點話題。

　　IMF的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表示，“有鑒于改革對IMF可信度、合法性和效率的重要性，我們再次確認，盡快落實改革仍然是頭等大事，并敦促美國盡快批準2010年改革方案”（注：2010年IMF 通過的關于份額改革的方案，美國政府已批準，但遇阻國會）。

　　IMF總裁拉加德在年會上“敦促”，美國今年年底前批準該方案。IMFC主席、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也表示，對美方拖延2010年改革方案的落實“深感失望”。

　　印度財政部長杰特利向IMF委員會強調，“改革不應該被無限期推遲”。

　　印度央行行長、IMF前首席經濟學家拉詹近日表示，國際金融機構應該變革工作方式，以反映新興市場需求。而拉詹本人也是IMF總裁的潛在候選人之一。

　　2010年制定的改革方案，將讓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躋身為IMF前10大股東，但仍需要美國國會的通過。這讓那些努力爭取更多投票權的新興市場感到沮喪，并促使歐洲方面對美國孤立風險發出警告。

　　美國國會的心思

　　如果說IMF的改革方案讓美國吃虧，從而引發其抵觸心理，這種理由容易理解。但事實上，真正“吃虧”的是歐洲國家，美國的權力和利益并未受到多少削弱。

　　即使改革方案得以正式落實，美國在IMF的投票權僅是從原先的16.75%下降至16.5%而已。這意味著，美國依舊擁有在IMF的“一票否決權”，因為在IMF任何重大決策必須達到85%的通過率。

　　為什么在不傷及美國利益的情況下，美國仍然以國內兩黨政治及國內財政狀況為由挾持IMF改革？

　　有人說，是為錢。美國共和黨否決IMF改革計劃核心內容就是，美國要向IMF增資650億美元。但在其他國家紛紛計劃向IMF注入更多資金的情況下，這并不是一個大的數目。

　　分析認為，美國更為擔心IMF的改革會成為一個趨勢性的轉折，一旦改革得以實施，那么以后可能會有更多次的改革，最終令美國失去“一票否決權”。

　　此外，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在改革后將在IMF擁有更大話語權，這也是美國屢屢拖延的關鍵原因。

　　還有沒有“之后”？

　　世行和IMF最高負責人由美國和歐洲分別推薦，而亞洲開發銀行最高負責人由日本委派。這已經成為一種慣例。

　　但慣例最容易被不斷變化的實力所打破。在呼吁多年未果之后，對于發達國家主導局面的失望使得新興市場國家轉而支持其它平臺。與此同時，要求IMF最高負責人由新興市場國家人士擔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今年5月，《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世行將死，IMF命運如何》的文章，稱亞投行的成立為世行寫下了訃告，IMF的命運也令人擔憂。

　　不管承認與否，IMF本身的影響力已經逐漸弱化。一方面，傳統強國反而沒錢，籌錢離不開新興國家。另一方面，各個區域性平臺的快速發展，無疑對IMF是一種壓力。

　　當然，IMF不會坐以待斃。它已經啟動自身改革，擁抱“新的多邊主義，以求得可持續的未來”。去年12月11日，在對美國的拖延再次表示“失望”之后，拉加德發表聲明稱將自今年1月起討論“改革B計劃”。

　　根據目前流行的版本，無論是把美國排除在外，還是降低85%的投票紅線，都是一種“繞開美國”的改革。但在“一票否決權”依然存在的情況下，這些做法在理論上都行不通。

　　也有智庫提議，有兩個途徑能迫使美國在該問題上屈服。一是將2012年拉加德提議設立的臨時雙邊額度永久化，目前有38個國家參加了該計劃，資金池達到了近5000億美元。而美國并未參加。如果變為永久性安排，相關決策權將由出資國擁有。另一個途徑更為冒險，就是放棄2010年改革計劃，與美國政府協商一個通過門檻更低的新版本，該版本只需要得到美國在IMF的代言人——美國財長杰克·盧同意即可。而杰克·盧一直在呼吁美國國會通過IMF改革方案。

　　但這些都是外力施壓，最佳的方案當然是美國自身能夠有所妥協。對此，包括拉加德在內的眾人并沒有完全放棄期待。美國不傻，但也要看能否抓住時機，否則，真的沒有“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