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當地時間11月13日晚上，巴黎市中心一餐館和法蘭西球場附近等多處發生槍擊和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恐怖主義者制造的這起慘案傷及無辜，以殘暴手段實施針對無辜平民的殺戮，慘案發生后，遭到了全世界的譴責。也再一次觸動了全球政要和學者的敏感神經，人們不禁要問，恐怖主義的源頭到底在哪里？從各國政要、學者、政治家和全球主要媒體的報道來看，各方都心照不宣、或明或暗的將矛頭指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這才是孕育“伊斯蘭國”此類恐怖組織的溫床。誠然，這種分析抓住了伊斯蘭極端威脅組織所產生的宗教和文化土壤，但歐洲面臨日益上升的恐怖主義威脅并非偶然，它是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各國對外政策相互交織和長期發酵的結果。本文即從比較政治的視角，分析恐怖主義在歐洲愈演愈烈的原因所在。

　　其一，歐洲許多國家右翼排外勢力抬頭并不斷壯大，諸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瑞典民主黨等右翼組織和政治勢力。這些政治勢力反對外來移民，認為伊斯蘭是歐洲最大的威脅，歐洲移民問題已被高度的政治化。近代以來，許多伊斯蘭國家成為了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現在大批伊斯蘭民眾都移民到歐洲，目前法國有600萬伊斯蘭移民，英國有250萬。歐洲多國的伊斯蘭移民群體，事實上是社會中的邊緣群體，在工作、教育、生活等諸方面頻遭歧視。2011年7月11日發生在挪威的恐怖事件所主要反對的就是針對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穆斯林文化體系。以法國為例，法國議會于2010年通過針對伊斯蘭女性的“罩袍法案”，禁止女性在公共場合穿戴布卡罩袍或者其他不透明的面紗，將被處以150歐元的罰款，并接受公民身份培訓。長期以來法國左翼、深左翼和綠黨堅決反對這一法案，而在年初《查理周刊》恐襲案之后，原本針鋒相對的左翼、右翼政要紛紛發出相同的聲音，表示要超越政治分歧，發出“組建反恐統一戰線”的呼聲。法國作為歐洲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地，針對穆斯林的右翼勢力的抬頭和不斷壯大，勢必要引起“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仇恨和報復。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目前有1100多名法國人參與各種極端組織，還在法國形成了一定的“營地”，這不僅是對法國構成的潛在威脅，也是對法國構成的直接威脅。

　　其二，歐洲一些國家近年來積極追隨美國，2014年9月，美國組建了一個包括英、法等54個國家和歐盟、北約以及阿盟等地區組織在內的國際聯盟，對“伊斯蘭國”進行打擊。據法新社報道，自年初《查理周刊》遭襲以來，法國戰機在伊拉克開展1285次空中行動，進行了271次空襲，“伊斯蘭國”損失慘重，已有6000名武裝分子和9名高級領導人被打死，這更增加了伊斯蘭極端分子對西方的強烈仇恨。恐怖主義組織為了削弱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必然要將歐洲國家列為重要的打擊對象，這勢必引起歐洲發生恐怖襲擊的危險性增大。

　　“9·11”事件后，美國改變原來認為自己不會被恐怖襲擊的國家安全戰略，開始積極的進行反恐戰爭的戰略部署，并采取“以我劃線”的做法，意即“要么與我站在一起，要么與恐怖主義站在一起”，歐盟各國作為美國的盟國立即表示要與美國“完全團結一致”，但近年來美國由于面對新興大國崛起的需要而實施戰略東移的“亞太再平衡”，使得美國“9·11”后塑造和主導的反恐體系日趨松散、反恐戰線也全面收縮，歐美國家陣營對恐怖組織的打擊無法形成合力，各自為政，正是美國的不作為和亂作為給“伊斯蘭國”組織的壯大提供了“夾縫中生存”的機會：2003年美國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伊拉克國內涌現出上百支反美武裝，“伊斯蘭國”的前身“統一與圣戰”就是其中一支。2004年底，“伊斯蘭國”投靠“基地”，成為伊境內最主要的反政府武裝。2011年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以及中東因“阿拉伯之春”陷入動蕩，伊斯蘭世界的激進組織通過與世俗派、溫和派的較量得以猖獗。

　　其三，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東等地區實行“植入式民主”帶來惡果。面對中東北非亂局，以法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積極推廣自己的民主價值觀，歐美國家的這些做法并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安寧，世俗政權的倒臺，反使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使這些國家陷入一片失序之中，戰爭、戰亂不斷，民眾更加困苦，成為“發生在歐洲街頭的恐怖主義的孵化器”。中東、非洲等地的政治生態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這些地區長期以來的民族沖突、宗教沖突和地區沖突始終未能有效化解，這些地區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矛盾重重，不斷激化。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失業率居高不下、家族統治、官員腐敗等問題都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其四，歐洲各國在打擊恐怖主義聯合作戰上還缺乏合力。面對2l世紀以來的系列恐怖主義襲擊，歐洲各國紛紛制定和實施了系列反恐政策，盡管各國一致努力加強應對國內恐怖主義，但直到現在，反恐策略上任然表現出政治驅動的短期策略行為，一個長期的國家間反恐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歐洲國家的反恐依然建立在國家主權的范圍內，但各國面臨的反恐形勢不同，因而重視程度不同。盡管有政府間的淺層國際合作，但無論是反恐的立法、機構，還是反恐組織、機制的運行，依然屬于民族國家政治主權的范疇，這就使得反恐的國際合作缺乏深層合作的空間。

　　打擊恐怖主義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歐洲本土的恐怖主義在未來一段時間有更加猖獗、愈演愈烈的趨勢，歐洲各國應加強警惕，反思恐怖主義生成的根源，從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等方面展開“標本兼治”，才能改變恐怖主義“越反越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