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報酬比重下降”蘊含的風險

　　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日前表示，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新京報》5月12日）

　　其實，“與勞動報酬比重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并同時構成這種下降原因的，不只是資本報酬比重的上升，也包括政府收入比重的持續增加。10年前的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才剛剛突破1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僅為13％，但到了10年后的去年，全國財政收入已接近7萬億元，增長了6倍，占GDP的比重也已超過20％。

　　眾所周知，在GDP這個“大蛋糕”確定不變的情況下，如果資本、政府拿走得太多，必然意味著“勞動報酬”所能拿到、分享的將更少、更微薄。就此而言，勞動報酬比重所以持續下降，不僅在于資本的強勢——如張建國所說的，“集體協商機制建設還存在諸多困難”，也在于政府權力的強勢——一方面，面對政府的種種汲取行為（如征稅、收費、罰款等），普通居民勞動者缺乏必要的博弈能力，另一方面，對于不斷增加的巨額政府收入如何合理使用、充分回饋民生，以便更好地發揮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勞動者同樣也缺少有效的監督制衡能力。

　　“勞動報酬比重下降”及其所預示著的勞動者權益和地位的弱勢，顯然蘊含著巨大的社會風險。首先，從收入分配角度看，這將導致整個社會各種“分配性沖突”的加劇。比如，勞資糾紛、收入爭端的增多，“據前兩年的不完全統計，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占勞動糾紛的65％以上”。

　　而從進一步看，這種社會風險，實際上還包括對整個社會長遠內在發展動力和源泉的潛在嚴重挫傷。勞動實乃一切社會財富所以能被創造出來的根本源泉和基礎性動力——沒有勞動，一切財富將無從談起，更無所謂收入的分配。而“勞動報酬比重持續下降”的現實無疑又意味著，在各種分配要素（權力、資本、土地等）中，“勞動”參與分配的地位正在日趨邊緣化，變得愈來愈無足輕重、不值錢。這種情勢下，勞動及勞動者應有的體面和尊嚴，勢必極大受挫，不再被人們看重，甚至成為摒棄、逃避的對象。有調查顯示，在10~20歲的青少年中，最受青睞的職業是老板或商人（19％），其次是公務員（17.5％），而僅有3％的青少年愿意做一名“普通勞動者”。

　　這種勞動價值的式微和社會價值觀的扭曲，反過來勢必又會惡化社會收入分配的亂象——如有媒體日前總結的“五色收入”——除了合法的“白色收入”（即勞動收入）和金色收入（財產性收入）外，或者非法、或者不德、或者性質曖昧的黑色、血色、灰色收入，正在大行其道。然而，我們需要迫切追問的是，在如此五色炫目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勞動不再光榮、體面，社會財富創造的源泉是否會從此漸趨枯竭？